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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住家的天空(下) || 木生手记
日期:2018-06-28        责任编辑:王亚婷
 

    人心不是木头疙瘩。人心是比琴弦还要灵敏的血肉神经,何况一位母亲的心肠?一只活虾的抽搐,尚且会让文弱的杨绛扔下剪子逃出厨房。当她面对人心的抽搐甚至是满眼的同类都在心灵抽搐的时刻,这个清醒而又无比敏感的母亲的心上,早已是血泪模糊了吧?
    母亲血泪模糊的心上,没盛着仇恨,却满载着爱戴与情谊,将别人的好点点滴滴地尽记着。她记着被“强邻”逼走时,那些个伸出了援助之手的女儿的左邻右舍;她记着那位送钱钟书去医院抢救、又在寒冷的深夜里接钱钟书回家的学校的司机;她记着为她捆扎箱子、替她完成做砖任务、帮她锄草的“革命群众”,甚至真诚地称他们为“披着狼皮的羊”(见杨绛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);她记着那个十分穷苦不幸曾经拉钱钟书看病、并在去世的前一天还送来“好香油”“大鸡蛋”的三轮车工人老王(杨绛《杂忆与杂写·老王》);就连那个进门就对钱钟书笑,并伸出小手让钱钟书抱的刚会走路的“熊家小弟”,她也清清楚楚地记着,记着他的笑、记着他对钟书的好。
    就是这些琐屑的爱,让“我们仨”的心上,“舒坦又温暖”。她把这些有情有义的细节都一一的收藏在心头,并把这些细节称作乌云上的金边:“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,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,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。”(杨绛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)
    能够记住情谊的心是柔软的,柔软的心才最具力量。让“揽权者”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柔脆细弱的心肠,却又是非同寻常的强硬与坚韧。也许一丝丝的风都会在她的心弦上引起久久的震颤,但是她又可以在洪水没顶、黑云漫天之时,如野草一样顽强而又自信地保持住自己生命的根须,而“我们仨”没被扭曲的亲情、不受污染的精神、独立自由的思想和深博的知识,加上心上收藏的那些丰富多彩的“光和热”的细节,则是这野草的土壤了。
    这土壤,也就是他们的家了。虽小,却大;虽弱,却强。因为,她发现了一个真理:人,不能改造。世界上的树叶,有两枚是相同的吗?人心不是如树叶一样各有各的美妙吗?血肉的心,怎么可以用剪子铰成一个样式、用模子塑成一种“产品”或用刀斧锤砧锻打成一个模样呢?难道世上真有亿胞胎这样的怪胎吗?即使是双胞胎也是各有各的情感各有各的脾性,无法整齐划一的。所以她坚定地说:“我们闭塞顽固,以为‘江山好改,本性难移’,人不能改造。”就这样,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“偷偷儿不变”。她说“我们爱大象”,就因为那两只被铁链拴住且被墙隔着的夫妻象的并不就范。锁住好了,公象就摇身体晃脑袋地站在原地运动,“拴就拴,反正一步不挪”,拴住了等于没拴;母象更好玩,会用鼻子将拴着的铁圈脱下,饲养员再给套上就套上,她也不反抗,可是你一走我再脱掉,而且还“满脸得意地笑”。杨绛说他们“最佩服这两头大象”,佩服它们的“聪明不外露”。仔细想想,杨绛与钱钟书,不就是这两只大象吗?
    这两只“大象”其实是有过公开的拒绝与反抗的。四十年代,钱钟书果断拒绝与蒋介石握手的机会,拒绝国民党许给他的联合国教科文的职位;曾经敢于向操着生杀大权的日本兵怒目而视的杨绛,又在七十年代与钱钟书一起,坚决拒绝江青住进钓鱼台和参加国庆日国宴的诱惑。因为聪明的“大象”清楚,“压根儿不吃‘胡萝卜’,就不受大棒驱使”。虽然不敢为自己的前途乐观,却能够“安静地留在上海,等待解放”;留了下来,也不唱爱国调以捞取资本,“非但不唱,也不爱听”。不管社科院副院长的位子是大是小,他们可以坚辞。始终受着“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”的对待,他们也不怎么放在心上,只是努力做事、过自己的日子就是。
    他们始终以一个“倔强的中国老百姓”自足。
    人的自由,人的一段段美好的生命,好多好多都是在落进各种诱惑的陷阱后丧失的。有些陷阱是有着众多堂皇的名号的,有些则是猎人用刀枪弓箭用成群的猎犬直接将猎物逼进陷阱,当然其中还有好多淹没自由的陷阱竟是自己挖掘的。被陷阱吞没一次,人的身上就会丧失掉一些高贵的东西,从而减弱了抵抗诱惑的力量,以至于加速了滑向新的更大更深的陷阱的进程。这样恶性循环下来,人的一生也就很快给毁坏掉了。
    哪一处陷阱,不都是血迹斑斑?当家门以外充满着血迹斑斑的吞没人的陷阱的时候,她又怎能不悉心经营并挚爱着可以让心性舒展、可以让思想飞翔的家的天空呢?
    她虽然没有明说大象的强大和大象的坚定甚至大象的愤怒,但是在锁着铁链都可以将反抗做成“满脸得意地笑”的大象面前,在可以于读书、做学问中自由驰骋的“大象”面前,铁链、墙不是显得十分的虚弱、渺小与可笑吗?这让我想到章诒和和她的《往事并不如烟》。这个蹲过十年冤狱依然能够独立、勇敢地直面历史与当代的真实,并让这种真实裸示于天下的美丽的女性,在书中与杨绛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样的话“人是不能改造的”(《往事并不如烟·聂绀弩晚年片断》)。在《往事并不如烟》的“君子之交”一节里,有这样一段写张伯驹的话:“政治吞没人,尤其像中国的各种运动,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,因人的硬度而不等。当然,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。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,而他的硬度来自那优游态度、闲逸情调、仗义作风、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。他以此抗拒着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。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,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,过着他那份生活。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。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,就是他的一颗心,一颗充满人类普遍情感和自由的心。”
    “我们仨”,尤其是钱钟书与杨绛,就是这样的最难于被消化的一类。岂但不被消化,寿命肯定还要长过吞没者,“星星虽不歌唱,世界却在倾听”(西川诗《星》)。
    她与丈夫、女儿携手,用他们的家,用一个“倔强的中国老百姓”的做派,向知识分子、也向我们普通的人证明:尽管造化“弄人”,尽管世事总是“别扭”,尽管世上充满着血迹斑斑的吞没人的陷阱,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本色的人,可以独立地思索,可以全身心地过自己的日子,可以为心灵保留下一块自由的天地。我们总得对得住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吧?我们总得为我们的子孙留下一颗人性自由发展的种子吧?
    别扭就别扭吧,没关系,有家呢。关起门来,家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天地,钱钟书可以“乖乖地睡”,女儿阿圆可以“乖乖地挨着我”。连称呼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叫,阿圆向杨绛大声辩解,“娘,爸爸做坏事”,钱钟书向杨绛大声求救,喊的也是“娘”——“娘,娘,阿圆欺我”。哪怕在外面“仍是最可欺的人”,回到家就可以成为最相爱最相理解又最受尊重的人。世态炎凉也好,风雨如磐也好,百般的屈辱也好,回家来,关上门,就可以屏蔽了喧哗,生命也就会发出本然诱人的光彩。读书,读人,读景,读世事,“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,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,细细品尝”,窄窄的家也就是可以自由翱翔的无限的空间了。
    到底,“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”,女儿走了,丈夫也走了。她说她愿意变成高高山上的一块石头,守望着丈夫与女儿离去的身影。她当然知道,自己也会走的。但是她却做了一万里的长梦,在梦里,“我们仨”又能相聚,周而复始。如今,走在人生边上的她也走了。多么幸福啊,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不能自主的世界,能与她爱的丈夫与女儿自由地快乐地团圆了。
注:本文除注明出处外,其余均引自杨绛《我们仨》

 
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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